《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曹昌 ｜北京、湖南报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了一个阵容豪华却行事低调的团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
有外媒解读称，这是中国国家元首为即将出台的经济改革问计海外智囊团。翻看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的名单，诸如波音公司、可口可乐公司、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麦肯锡、花旗集团、BP公司等都名列其中。
近年来，国际顶级战略咨询公司(俗称“洋智囊”)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大小企业的决策研究体系中。
2014年1月9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会见了美国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一行，韩正表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当前乃至今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我们的改革需要智慧尤其是世界智慧。
作为中国的官方智库之一，曾有某省份的社科院院长表示，自己现在最大的竞争压力就是来自像麦肯锡这样的洋智囊。
在一般人眼中，洋智囊有着令人羡慕的创收模式。通常情况下，几名全职人员在短短数月就要收取动辄百万、甚至千万元的咨询费用。然而，由于和客户的保密协议，洋智囊往往都遵循着“低调不宣”的原则，除非是客户非常满意，率先高调表态，否则在公开资料上很难查到他们曾经参与的政府或企业的项目。
许多人对洋智囊的认识，还简单停留在“花巨资买了几百页PPT”的层面。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始使用并依赖洋智囊？洋智囊在中国参与了哪些项目？其战略咨询的模式是什么？高额的收费到底值不值？
根据公开信息查询，国际专家参与中国改革，最早可上溯至20世纪80年代，包括斯蒂格利茨、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一批经济学家，都曾作为中国政府特邀经济顾问参与中国改革的探讨。
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中国来说，快速的发展与转型期的矛盾两相交织的社会背景，迫切需要更多元的智力支持。
1988年，弗里德曼甚至专门给中央高层写了一封信，其中所提到的主要经济政策，比如放松外汇管制、反通胀、“价格闯关”等都在后来10多年里得到部分或全部印证。
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洋智囊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于地方政府及各大央企的决策研究体系中。
2000年10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积极推进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朱镕基在成立大会上说：“中国经济开放正处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任务宏伟而艰巨，关键是要有人才。”成立这个顾问委员会，就是要“学习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学习世界上优秀管理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北京董事总经理余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自己近14年的亲身经历来说，感到中国在使用外脑方面变化很大。
一是一些过去疑惑于“‘西医能治得了‘中国病’吗”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正在转变观念，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客户、企业、政府成为麦肯锡的服务对象。二是合作的模式越来越深入，过去是5年一规划，现在更多的是一年一年的长期合作。三是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麦肯锡培养了一批中国生中国长的合伙人，这些项目负责人可以更有效、更好地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服务。“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例子。”余进说。
余进的这一感受，也得到了多家洋智囊高管的认同。
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最近10年一个突出的转变是，“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时，我们的客户仍以跨国公司为主，而现在80%以上的客户是中国本土企业”。
罗兰贝格全球执委会成员、高级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吴琪回顾10年来公司业务在中国的发展，表示有两个主要变化：一是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接受外国的咨询公司，他们的服务对象从最早的在中国的外企，到大的国有企业，再到中等规模的企业、民营企业，且后者的比例一直在增长；二是企业要求的“题目”越来越多样化，对项目实施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黄河认为，中国的客户，无论是企业和政府，对国际战略咨询公司的开放度都比10年前好了很多，在接受程度上也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把智囊公司的建议采纳到经营决策之中。
“最早咨询行业兴起的时候，可能只给一个理念就受益匪浅，比如业务组合、产业链、供应链，但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知识的快速传播，大家对仅是概念性的东西已经完全不满足了，客户需要确实能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吴琪说。
洋智囊为什么受欢迎？
虽昂贵，
但专业、保密、且有资源……
“洋药能不能治中国病？大道相通。只有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准确，集合全球最好的经验量体裁衣，才能够更有效，更好地服务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余进说。
2010年，麦肯锡承担了名为“四川省‘十二五’推进新型工业化研究”的课题，最后的科研成果得到官方的肯定。这种肯定来自于麦肯锡在基础分析上一些比较先进的理念：比如，它在进行基础分析的时候，把四川工业的内外环境结合起来，把四川放在全国乃至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再比如，在分析四川工业的时候，不仅从总量上进行分析，还对四川工业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利润的增长和整个工业结构等进行了分析。
有人曾经提出质疑：洋智囊所用的某些国际化研究策略，本土智库也能做到。对此，吴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有许多信息是不能从二手的材料中得到的，只有在当地生活过、拜访过当地企业，才可以不停留在一纸概念上为客户提供深层次的、基于国际背景下的管理咨询。
黄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本土企业愿意选择国际战略咨询公司，一方面是需要国际视野，另一方面是本土的战略咨询公司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利益相关方，于是“国际视野下的客观判断”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首选。
据了解，国内某些官方智囊机构在很多时候为争取领导重视和经费支持，将领导的喜好和思想“打包”进建议之中，把领导的想法“包装”一下，做官样文章；常常是领导提出个政策，智囊机构去解读它的合理性，给领导唱赞歌。“××领导提出了……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领导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为核心，扎实推进……”这样的表述常常成为某些官方智囊机构的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主体。(详见本刊2013年第30期《官方智库的“最外围”危机》)
吴琪表示，国际战略咨询公司为了提供最先进的管理咨询，对知识管理也非常重视，以罗兰贝格为例，1999年公司花了3亿德国马克(约15亿人民币)对罗兰贝格已有的资源、案例等做了全面的分类和管理，把所有人的经验汇集到一起为未来公司的发展做好准备，而据他所知国内的战略咨询公司很少有做知识管理的。
另外，吴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司成功与否，归根到底要看能不能招到一流的人才。目前人才竞争异常激烈，他听说过，有的国内咨询公司底薪一个月几千元，然后卖项目分提成。而在一线的国际战略咨询公司里，年薪30万到百万级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余进表示，高端的战略咨询公司对客户的保密高度严格，虽然政府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他们还是遵循了从一而终的保密原则，这一点也深得客户信赖。
余进举例，曾经有一位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找了一家没有遵从保密协议的战略咨询公司做了一个五年规划，结果这份规划还没实施，就从一个企业的规划变成了一百个企业的规划，直接导致这个行业的产能过剩。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所有人做，量体裁衣的战略才是适合企业的战略。”余进说。
而在地方政府引入“洋智囊”的过程中，除了建言献策外，地方政府也很看重这些智囊背后的项目和投资。按照余进的话说，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可以落实到更实的事情。
2014年1月9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会见了美国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一行，并表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当前乃至今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我们的改革需要智慧尤其是世界智慧。实际上，麦肯锡和上海市政府的合作已经持续了10多年。
余进表示，麦肯锡和上海市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是对上海市南京路的改造。10年前的南京路并不是上海市想显现出的高端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形象已经破落。麦肯锡对南京路重新做了定位和规划，将其规划成为世界一流名品都愿意来的商业一条街，然后再利用麦肯锡在全球的客户资源将他们吸引到南京路上，完成了“筑巢引凤”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是一个‘match maker’(配对者)的工作，用我们的资源为客户找到适合的发展路径。”余进说。
也是从南京路开始，上海市各区开始和麦肯锡合作，寻求自身的发展机遇。
